是枝裕和導演的「第三次殺人」是近期內覺得非常好看且有意義的社會類型電影，探討檢調與法院體系、律師、如何摸索出「真相」以套用在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上，社會大眾對犯罪人有某種程度的定見，而犯罪人作為一個器皿用以承載被加諸於其身的惡意，恰好又得以反被其利用之。
實際上正突顯出司法體系在其科層化組織中，檢方、律師、法官，僅能在各自位置分工，並將嫌疑人視為一堆卷宗組成的載體，讓資料自己說話，而真相如何就無關緊要。
讓人又想起「我們與惡的距離」裡參考的鄭捷殺人事件情節，被告公設辯護律師不停主張的：我們除了判死之外，犯罪人的家庭與成長史、犯罪行為背後的動機組成有沒有人真正關心，這不該是「真相」裡最重要的部份嗎？「第三次殺人」裡沒有提的犯罪動機，恰好是最重要的部份。殺人人殺，然後呢？司法判決的「真相」，依然是瞎子摸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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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6／摸不透的「真象」──是枝裕和的《第三次殺人》
以作弊的議題包裹道德觀與人性對金錢的渴求、親情與友情的交錯、貧富差距與社會流動等議題，
格局由小到大，另人驚豔的好題材、層次分明的好電影，
看完後只是不斷在想，是什麼讓模範生竟選擇作弊，
如果教育體系以考試升學作爲向上流動的手段，評判學生的前途，
如果社會給了她這樣一條路，撇除道德枷鎖，反過來利用制度的漏洞達到目的，是否真正無可饒恕。
從作家的自述中看到的是痛苦、矛盾且混亂，試圖詮釋著書寫對她所代表的意義，讓人不禁想對有類似經驗的人問：書寫究竟是治療，抑或是對過往傷痛的召喚？
如果在書寫過程中感到屈辱不悅，又同時感受到愛的自己，在創作故事中角色時，又是如何重新建構自己的角色？很抱歉也很心疼的想說，在加害者的注視下自虐，掙扎著從中找到意義，究竟是化繭蛻變還是自縛？
藝術追求的真善美是無庸質疑的，那是人性的最高表現，但所有的表現都是再現，沒有人可以真正體會跟經歷作家的遭遇，她的父母，媒體，她本人有意識的再現，都一樣。
思無邪這三個字應該是一個初衷，而不應該是終點，若說文學辜負了妳，而妳又辜負了誰？
Slowly write out the most romantic and heartfelt thoughts.
The slow process of finding true love is something that is the best.
電影裡很有感覺的兩句話。
[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]
故事的原型來自《查理十字路84號》，紐約女編劇海倫·漢芙（Helene Hanff）在1970年撰寫的書籍，是她本人和英國書店老板通信二十年的故事。透過書信海倫和書店老闆成為類似靈魂伴侶的存在，也和書店員工成為好朋友，是一段美好的緣份。
